2006年7月17日 星期一 多云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友好型社会有什么现实的需要呢？他说：“环境资源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们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是他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资源国内将仅剩6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已近枯竭，华北平原下出现了25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国南方的水资源严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全国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们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五到十年内，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我国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20％的儿童铅中毒，大城市里每10对夫妇就有一对因污染生不出孩子。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并一定要处理好的是水坝移民问题。2020年整个西南地区的水坝移民要达100万。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松花江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环境问题引发强大的国际压力。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我们的国际形象。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已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开发，主要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15年后将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国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维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然而，全国各省在提前超额完成“十五”GDP指标的同时，主要环境指标都没完成。如今，中国用2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年里集中显现。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必须不惜代价提前解决中国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