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1日 星期五 雷阵雨

                      什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三驾马车”

中央改革的策略和方式正在进行积极调整。改到深处是“配套”。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整个改革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综合配套改革。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相继启动，一直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自2005年以来则启动了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综合改革。以这三大区域极点向改革“深水区”突进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三驾马车”格局逐渐形成。

　　三地改革试验无论重点、角度如何不同，一个共同点是，都在积极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迄今为止，沪津深三地的综合改革尚处在设计方案、建立工作机制的阶段（即使已经启动的试点也只是初步的推进），但可以预期，随着三地综合改革全面破题，必然会对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产生“倒逼”效应，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方面改变原有行政格局，其重点就是消除现行的制度性障碍。

　　某种意义上，“三驾马车”运行的方向、速度，正暗合或象征着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三地正在积聚改革力量、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这件事本身，亦足以证明了中央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所表示的坚决“推进改革”的决心。对于其他城市来说，三地率先启动综合改革试验的启示在于，新一轮政府改革已经时不我待。而且与过去有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以往的改革基本都是国家出政策，地方试点，而现在是地方出方案，中央作宏观指导。所以各地在启动新一轮政府改革时要先行先试，早出成果，抢占改革创新的先机。 

        例如，制度创新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浦东新区率先对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实行9条新措施，以解决跨国公司在境内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资金跨境运作等多方面的新问题。“新九条”也被媒体称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第一炮。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落脚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浦东率先试行了财政绩效预算改革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此外，将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建立覆盖全区的六大功能区域，探索“职能互补、条块整合”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浦东力推城乡一体、联动发展的大胆探索。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目标，集中于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围绕自主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在浦东张江挂牌设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国家科技部在浦东进行科技综合改革试点，并将张江作为“国家火炬创新园区”。浦东新区将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庭，通过行政手段调解知识产权纠纷。 

2006年7月20日 星期四  多云

                      “波罗的海明珠”在圣彼得堡苒苒升起



    “波罗的海明珠”总投资高达13.46亿美元，建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红村区芬兰湾畔。外型象征着幸运的四叶草。圣彼得堡市长马特维延科曾意味深长地表示：“‘波罗的海明珠’项目会让本市百姓早日过上欧洲人的现代生活，也将是中国投资者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名片’”。 在奠基典礼上他又说：“我们今天不仅是为这个项目奠基，也是为我市的未来奠基。这个项目将为3.5万俄罗斯人提供一流住房，创造大量就业，将大大促进我市经济的发展。另外，圣彼得堡市政府还为这个项目先后下发了8个政府文件，给予了中企大力支持。”

        这个项目的规模着实令俄罗斯人刮目相看。圣彼得堡市是俄罗斯的经济、文化重镇。“波罗的海明珠”是一个集住宅、宾馆、商业、贸易、办公、餐饮、文化、教育、娱乐、休闲和医疗等于一体的大型多功能综合社区，总占地面积约208公顷，总建筑使用面积达143万平方米，总居住人口将达到3.5万人的规模。

        面对这颗即将升起的“明珠”，圣彼得堡驻上海代表处一位负责人乐观表示，“中国尽管已是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但主要依靠中小企业和‘倒爷’从事民间贸易，大型企业和项目却在俄罗斯扎不下根。”而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不过，对于这个项目，圣彼得堡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我们担心中国投资者能否完成投资。”一位圣彼得堡本地商人表示，他还担心，项目建成后，会有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对圣彼得堡造成不良影响”。 

　　5巨头联合出手 

　　波罗的海明珠成功的机率是非常高的。该项目，起于2003年7月，当时一提出这个项目设想，立即得到圣彼得堡市政府的积极回应。
　　不过，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开拓如此庞大的海外地产项目，单打独斗决非易事。作为该项目发起者的上实集团，1981年7月在香港注册，经过20多年的发展，集团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总资产由成立之初的2亿港元，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亿港元，并成为上海在海外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而百联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企业；锦江国际集团以酒店、餐饮服务、旅游客运业为核心产业；上海绿地集团则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多方的联手，标志着上海本地的房地产、零售和旅游几大行业巨头，发挥行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协同性，一起走出国门。 
   
        中国人投资的“外国城”
 
　　2006年3月22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在2010年使中俄贸易额增长到600亿美元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波罗的海明珠项目也正式得到了5亿美元贷款。 

　　在该项目中，我们改变了以往“中国人建设，中国人使用”的单纯投资思维，建设思路以俄罗斯人的审美观和生活方式为主导。这座“中国城”，事实上，应当说是中国人投资建设的外国城。圣彼得堡是个非常传统的、文明的、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但它在国际化和现代化功能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珠项目在这方面将会是重要的补充。”
在项目规划设计上，凝聚了"世界的智慧"来进行建造这个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精益求精。2004年5月，邀请了美国、俄罗斯、比利时、瑞典、英国等10多家国际顶尖规划设计机构进行战略定位和总体规划研究，2005年7月又启动国际方案征集和国际招标程序，筛选出由7家世界知名设计师事务所组成的5个设计团队参与方案征集。最后，确定了5个方案。然后集中这5个方案的精华，将"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建造成真正的波罗的海明珠。
中国人开启集成商的创新理念

　　“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开启了中国企业联合起来大规模投资俄罗斯的大门。投资方在推进“波罗的海明珠”项目过程中体现了集成商的创新理念。

        所谓集成商，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投资，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作为一个团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整合出最强的实力在国门外发挥出最好的投资效果。

       单以规划而言，“波罗的海明珠”就整合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7家规划公司设计的5个规划方案，最终形成了最适合当地情况的建设规划。我们有最优秀的建筑公司、装修公司、物业公司等等，这就好比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集成商的思路，简单而言，就是多种经营方式集成起来。这样的经营模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中国企业很难“走出去”，或者“走出去”之后被迫“退回来”的不足---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将使整个对外投资项目的功能日趋完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这也可能是中国企业国际投资的根本出路。

        从这点意义上而言，“波罗的海明珠”项目无疑是一次全新而成功的尝试，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投资积累宝贵的经验。

2006年7月19日 星期三 多云

　　    潘岳谈奠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环境文化在世界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环境文化相结合，必形成一整套人与自然和谐、诚信友爱、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会奉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命脉不绝，精神不倒，是因为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既重视自强不息，又崇尚和谐包容，始终强调与自然合而为一，强调和平的国家关系，强调宽容自由的个人信仰，强调公正的社会，强调个人对“天下”的责任，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自由的精神高度吻合，也与生态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们必须重新构建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从比儒家思想更为广阔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去发掘适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看，完备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补充包容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规范，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们必须理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作为西方文明成果，它要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在实践上的成果，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理论上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如儒家伦理道德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儒家和谐观与安定团结；如儒家变革维新思想与与时俱进；如儒家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如儒家节用裕民与艰苦奋斗；如儒家强本抑末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等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补的结合点。

　　我们必须理顺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二者互补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新的合力。“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绝不仅仅是儒家精神的胜利，也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胜利，而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胜利。由于全球化趋势，东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在同一时空、不同层面出现了交锋与碰撞，我们应将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精神有机联系起来，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涵义。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基，我们现有的道德资源就不足以解决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弊病。道德力量强大时，可以形成潜在的规范力量，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诚信，遏制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借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

2006年7月18日 星期二 多云

               潘岳谈马克思主义关于确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方向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西方国家爆发生态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又到马克思主义观点里去全面反思生态危机的成因，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消费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种强大的征服掠夺自然的物质力量。所以，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有着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生态危机的爆发为认清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难得教材。
所以，他认为：“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生态破坏状况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但是他们却深刻地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他们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虽然体现了现代工业发展的某些共性，但根本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绿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马克思深刻分析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社会是由人生产的，自然也在按‘人化’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成为‘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因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人改造自然的状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影响；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物质关系又是基础。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互为中介，也互为制约。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然因素始终发挥着基础作用，而人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攫取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服从于人的需要’，‘劳动本身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文明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解’就是‘和谐’，两大‘和解’就是两大‘和谐’，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二个观点是阐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积极顺应只能是‘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亏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学说。马克思是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的，指的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时，总是强调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综合起来，便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人类自身生产所提供的劳动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量之间配置是否适当。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构造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了方向。”
 

2006年7月17日 星期一 多云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友好型社会有什么现实的需要呢？他说：“环境资源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们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是他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资源国内将仅剩6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已近枯竭，华北平原下出现了25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国南方的水资源严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全国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们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五到十年内，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我国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20％的儿童铅中毒，大城市里每10对夫妇就有一对因污染生不出孩子。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并一定要处理好的是水坝移民问题。2020年整个西南地区的水坝移民要达100万。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松花江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环境问题引发强大的国际压力。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我们的国际形象。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已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开发，主要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15年后将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国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维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然而，全国各省在提前超额完成“十五”GDP指标的同时，主要环境指标都没完成。如今，中国用2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年里集中显现。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必须不惜代价提前解决中国环境问题。

2006年7月16日 星期日 阵雨转多云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他认为，关键“在于基本价值观与解决问题的原则完全一致。二者在价值理念上都主张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者的社会伦理观都区别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区别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将人文精神、法律制度、经济技术、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整合为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赢的强大力量；二者都坚持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体现社会关爱，遵循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外发展的五统筹原则；二者都要求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公平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综合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

　　胡锦涛同志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GDP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大力开发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产业，需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与高新科技，需要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双赢，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平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至于说到人与自然和谐，那本来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2006年7月15日 星期六 阵雨
 
               参加广中医院建院10周年活动

       今天下午2：00在海司大礼堂举行广中街道医院建院10周年和广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制8周年庆祝活动。我应邀前往参加。



      我与广中医院的结缘是因为该中心主任韩承兴是我们广中街道侨联的主席，而我是顾问。中心主任韩承兴在抗非典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评为全国抗非典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是上海的10人之一。

     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左焕琛作了热情发言。她说，今天她是第五次来到广中。



     会后演出了精彩文艺节目。

2006年7月14日 星期五 阵云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涵义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友好型社会究竟内涵是什么呢？他接着说：“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致力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形态。就中国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开放有序的贸易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人类社会经历‘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和谐自然’3个基本阶段。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人类敬畏自然，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迫使人们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工业文明时期，贪婪资本与强大科技的结合，使人类将自然界变成服从于人类物欲的对象。人类生活获得极大改善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危机。环境友好理念抛弃了古人‘敬畏自然’中的神秘性，吸取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吸取了改造自然的积极因素。

　　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倡经济和环境双赢，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最小化，将这种负荷和影响控制在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良性循环。有人说，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就已包括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实则正相反。在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资源节约是环境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观念方面，资源节约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资源使用率，如节水、节地、节能等等，但不能涵盖环境友好所包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要素，也达不到环境友好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伦理层次。在经济方面，资源节约可以提供‘节流’措施，而环境友好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统筹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在政治方面，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多地强调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措施降低环境成本，解决更为广泛的国计民生问题。在文化方面，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为关注生产和消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强调生活质量、生活内涵、生活意义的幸福指数，有很强的道德文化传承价值。”

 2006年7月11日 星期二 多云

            人们不要再为“地沟油”发愁了

     “各地一直在为‘地沟油’回流餐桌伤透脑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福建省发改委环境资源处的负责人这样说。

      究竟什么是“地沟油”？地沟油实际上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于各类劣质油的通称。 

      通俗地讲，“地沟油”可分为以下3类：一类是狭义的地沟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宾馆、酒楼的剩饭、剩菜（通称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二类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以及提炼后产出的油；三类是用于油炸食品的油使用次数超过规定要求后，再被重复使用或往其中添加一些新油后重新使用的油。

       如何“变废为宝”呢？我老家福建卓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找到了一条新途径，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设备从废弃的动植物油中成功提炼出了生物柴油，并在国内率先实现了产业化。
 
       2000年，福建漳州籍的民营企业家叶活动到奥地利考察，欧洲正在推广的从动植物油中提炼生物柴油的做法让他大开眼界。“回国后，我告诉朋友要把‘地沟油’变成生物柴油，当时大家把这句话当成笑话。”但叶活动不是在说笑话。他于2001年创办了研发型生产企业----福建卓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技术研发和设备研制，很快把“笑话”变成了现实，如今企业已形成年产４万吨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 



    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表明，他们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具备了０号柴油内燃机燃料的性能要求，是一种清洁液体燃料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上海内燃机科研所的专家也作了鉴定，指出这种生物柴油含硫数值比０号化石柴油低得多，16烷值比化石柴油更高，不含芳烃和重金属，含氧值11％能保证燃烧充分，几乎没有污染。 

        这家公司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铁山镇，生产厂区主要由地沟油库存区、提炼加工反应车间、连续提纯分馏塔和成品生物柴油仓储车间等组成，厂区闻不到炼化企业特有的刺鼻气味。 

        车间是由800多平方米的普通厂房，６个容积５立方米的国产化工反应罐组成。 

        登上３号反应罐，就可以看到罐内的“地沟油”在沸腾，反应罐温度计显示内部温度为82℃。技术人员介绍说，每个反应罐投料近４吨，加上540多公斤甲醇和120多公斤自主开发的微酸性催化剂DYD，在75℃至85℃的反应温度下，６小时即可将95％的原料转化成初级的生物柴油。一般每天每个反应罐可投料3次，６个反应罐日处理反应料达到70多吨，最多可达90吨。 

        叶活动说，自主开发的微酸性催化剂DYD，生产工艺简单，成本较低，效率却很高，把原来需要８个小时的反应时间缩短到了６个小时。“新的改良催化剂马上可以投入生产，提炼加工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可直接提高反应罐每天的实际处理能力，从而提高产能，扩大生产规模。” 

        紧挨着提炼加工车间的连续提纯分馏塔高近30米，塔顶方形。“这是我们模仿农村蒸馏白酒的原理自己设计制造的。”他说。提炼与分馏等工艺均为闭路循环，原料几乎全部得到综合利用，实现了清洁生产。 

    “‘地沟油’是品质较差的动植物油，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每年从餐饮业中产生的‘地沟油’有2600多万吨。此外我国每年差不多有8000万吨至9000万吨的棉籽油、菜籽油、猪油等油脂找不到销路。全国每年废弃或闲置的动植物油总计在１亿吨左右，以目前１吨动植物油约提炼800公斤生物柴油计算，可生成8000多万吨生物柴油。”福建省经贸委能源处处长说。 

    “地沟油”变生物柴油，产业化后的市场前景广阔。收购一吨“地沟油”需要2300元，提炼加工成生物柴油直接成本为每吨3600元，产品市场售价为每吨4400元，每吨售价比化石柴油便宜1000多元。 

    民营企业家叶活动也因此闻名全国，他生于1971年，是在职研究生，经济师职称，2005年获首届福建青年创业奖，被科技部聘为“十一五”中国生物质能技术科研专家。2005年，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发的“利用废动植物油生产生物柴油”获得国家专利，并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同年，卓越新能源公司产销两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实现销售收入1.2个亿，纳税总额达到800万。独创的工艺和突出的效益，使他和他的创新理念、创新精神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2005年东南卫视《商界名流》、央视《焦点访谈》等多家媒体先后采访了他。
   

2006年7月9日 星期日 阵雨

     上海许多废弃厂房派上大用场

        目前，上海市在内环线以内还有一大批废弃的工业厂房，它占据着中心城区的河岸景观和黄金地段。这些老工厂的历史比老洋房历史还要悠久，现在人们开始对它进行充分的改造和利用，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泰康路上的“田子坊”，1998年12月28日，一路发文化发展公司首先进驻泰康路揭开了泰康路上海艺术街的序幕，不久又有画家陈逸飞、尔冬强、王劼音、王家俊等艺术家和一些工艺品商店先后入驻泰康路，使原来默默无闻的小街渐渐吹起了艺术之风。尔冬强工作室每月一次的歌剧演唱会高朋满座。座落在泰康路220弄的乐天陶社艺展吸引国际陶艺家前来参展。

         莫干山路50号的“M50”，入驻的有近百家工作室、画廊、公司等等。

        建国西路的“８号桥”，位于建国西路8号，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12000多平方米，于2004年12月27日正式落成。其中80%为办公楼用于出租，20%为餐饮、咖啡吧等配套服务设施。经过改造，原先那些厚重的砖墙、林立的管道、班驳的地面被保留了下来，使得整个空间充满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沧桑韵味。

        8号桥之所以命名为“桥”是有特别意义；形象上，每一座办公楼都有天桥相连；内涵上，它是连接国内外各创意咨询专业服务团队的沟通之桥。在市经委和卢湾区人民政府支持下，8号桥由上海华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尚生活中心有限公司共同精心打造，并期望可以为上海中心城区实现从传统工业向现在服务业的跨越提供参考。创意人士总是需要充足的公共空间，因此8号桥在设计中对于公共空间给与了特别的关注，为这个创意的社区创造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落成至今，8号桥已如磁铁般吸引了众多创意类、艺术类及时尚类的企业入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领域，聚集在一起可以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苏州河边上的“创意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一幢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四行仓库里，外表沧桑，历史厚重，但推开同样厚重的黑色大铁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艺术空间：灰色的水泥圆柱整齐矗立，白色的天花板向前延伸，黑色的楼梯，纵横的钢索，错落的空间结构，简洁明快的线条……这座有80多年历史的仓库，迎来了它的新生----创意仓库。


 

        天山路的“时尚产业园”位于天山路1718号，原为上海离合器总厂厂房。2004年2月，在市经委支持下，长宁区政府和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共同将旧厂房改建为“上海时尚产业园”，第一期占地面积6391平方米，于2004年8月19日建成开园。
昌平路的“传媒文化园”，位于昌平路990--1000号，前身是上海窗钩厂和上海航空设备厂。改造前，上海窗钩厂已完全停产，上海航空设备厂濒临倒闭。

　　经过两年的分期改造，传媒文化园已建成为以广告设计、网络媒体、卡通游戏、艺术摄影等传媒文化产业为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园区占地面积5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700平方米，现有入驻企业21家。目前，入驻的企业形成了两条产业链，一条是以东方明珠、四达、尖兵、卡通影视、堤尼卡通、合音制作等公司为主的影视制作“链”，另一条是以展宇图片、尊艺摄影等公司为主的图片、平面广告设计“链”。

        这个利用老厂房，由政府、协会、美影厂合力打造“动漫一条街”的计划从2004年开始到2006年，在昌平路周边逐步形成近3万平方米的高品质动漫产业园，形成以卡通形象及品牌为核心，由漫画、影视、图书、音像制品等构成的产业链。

       昌平路在上海是一条并不起眼的路。但它却因拥有东头的现代产业园和西面的传媒文化园，集聚了几十家动漫、广告、影视、网络等公司，形成动漫产业轴心而名声鹊起。创意产业将文化艺术创意与商业运作相融合，成为了知识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昌平路的魅力就在于在市区联手搭建平台，规划、协调和服务创意产业的过程中，那些在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样富有灵感的人，把自己的奇思妙想付诸于实践，将这几处老厂房、老厂区改造成现代产业的园区，并通过市场化运作，为地区建树创意品牌，为实现地区服务业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注入了知识化、智能化和高附加值，体现了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2006年7月7日 星期五 阵雨

             办好大学靠“大师”，而不是靠“大奖”

      长期以来由北大、清华平分内地高分考生秋色的局面被打破了。香港院校进驻内地招生目标直指高分考生，通过高额奖学金等来网罗考生。他们直言不讳地表示，只要是各省区市的“状元”，他们就给予全额奖学金。“争取状元，目的就是为了给学校做个定位，而且要与北大、清华分一杯羹。”（据7月3日《北京娱乐信报》）  

      香港招生人员使的是“高额奖学金”一招，就把北大、清华打翻在地，可见北大、清华长期以来靠着对高分考生的垄断地位，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他们的名牌地位就摇摇欲坠了。过去，上北大、清华，几乎是每个考生和家长们的最高理想，北大、清华因此也年年在考生中成为第一块金牌。其结果，众多优秀学生竞争北大、清华这两座独木桥，北大、清华在年年录取各省高考状元时，许多未能如愿的优秀学生常常也失去了被其他重点院校录取的机会，致使其他院校的强势专业录取不到优秀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大量人才资源，很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合理配置和公平发展。优秀生源惯坏了这两所学校，近几年来，关于这两所学校培养质量下降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垄断就没有公平，垄断会使学校不思进取，解决的办法只有打破垄断。在内地学校无法打破垄断的局面下，引进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特别是招收各省的状元，必将打破北大、清华的垄断地位。这样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增强北大、清华的危机感，有利于给高考状元提供更好的选择。对考生、对北大清华、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也不要因此就认为香港的教学质量就高得不得了。去年有位考入香港大学的学生家长坦率地说：“由于去年小儿考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常有朋友同事来问，而我实在难以回答。实际上，我觉得，目前的香港热已被媒体炒得超过了40度高温。我总是对朋友们说，如果能考进北京、上海的名校，就不一定要选择香港的大学。由于香港的大学学费过于昂贵，从性价比看，如果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尚值得一掷千金的话，那么一般大学就更要三思而后行了。香港各大学的宣传要点无非为三：1）能留港工作，2）以英语授课，3）有国际交流的机会。然而，香港是个弹丸之地，一下涌去这么多的大陆生，4年之后的就业谁能保证？以英语授课不假，但许多教师本身就是大陆人或是香港人，其英语未必纯正，一些课还是用中文授课的。香港3个最好的大学，的确有不少国际交流的机会，但要去欧美名校，竞争仍非常激烈，而香港一般的大学，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吧。至于被炒得最热的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颁发最多，而同时它的学费也是最贵的；至于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能获得全额奖学金者并不多。”

      中国现在所面临教育竞争的对手，又何至香港的大学，不少人才不是都跑到国外去了吗？一二十年来多少万人跑了出去，又没有见中国的人才就衰败下来。

     现在关键是，不管是北大、清华，还是内地的许许多多大学，首先要有自己的明确办学定位，什么是一流学校，为国家培养出有用的合格人才是最一流的学校。表面上看，吸引人才的是高额奖学金，但真正办好大学的是“大师”而不是“大奖”。如果，北大、清华真正是有水平，应该不要怕这种竞争。香港如果仅靠“大奖”，而无“大师”，他们的高质量人才也是出不来的。

2006年7月6日 星期四 多云

                集省长、妻子、母亲、女儿于一身的宋秀岩



    在中国政坛上难得有见到高级女干部，吴仪、陈至立、刘延东等都是一些佼佼者。现在在青海高原更有一女省长宋秀岩。她自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原人”，谈起养育自己40多年的高原，她端庄、亲切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同时也流露出一丝忧虑。“青海虽只有538万人，但是，青海农牧区的贫困人口就占到了133万，还有20万的城市低保人口，这两项加起来，占到了全省人口的30%。要想彻底解决民生问题，还得下大功夫啊！” 

  　  增长与保护，落黑子抑或白子，棋局谋略费思量。作为一省之长的宋秀岩说，“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停止了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GDP考核要求。现在的标准是：生态保护得怎么样？生态治理措施落实得怎么样？生态保护的效果如何？” 

  　  她对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尤其担忧：水土流失、沙漠化、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及沙尘暴频繁发生，“沙尘暴一到，两三米之外只闻其声不见起人，似乎是天上撒下一个罩子-----生态环境恶化已经非常严重，不容再继续污染了！” 

2006年7月5日 星期三 雷阵雨转大雨

           世界上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

　　上世纪，美国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曾经断言：“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上世纪90年代，瑞士的一位权威铁路工程师来西藏考察地形时，也错误地说，在西藏修铁路“根本不可能”。因为，它有着40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高度，稀薄的空气，冬天晚上可达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550公里夏天融沉、冬天冻胀的冻土区，折磨得人头痛欲裂甚至失去生命的高原反应……

        保罗 • 泰鲁错了，瑞士铁路权威也错了。踏过550公里长的冻土带，穿过1966座涵洞和160公里桥梁，翻过比欧洲最高峰还要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向拉萨呼啸而去。汽笛悠扬，对于幽静的高原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声响！
在50年前川藏、青藏公路竣工的车轮滚滚中，我们听到过这种声响；在40年前第一架民航飞机降落拉萨时，我们听到过这种声响；在30年前格尔木—拉萨输油管道的油龙翻滚中，我们听到过这种声响；在８年前兰西拉光缆开通的互联网通信里，我们听到过这种声响。

　　这是国力兴盛的声响，这是文明交汇的声响，这是科技自强的声响，这是华夏巨龙翻腾的声响！

　　洋人们都错了，世界上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

        1912年，孙中山亲临张家口视察詹天佑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当时“高原铁路”还只是伟人心中朦胧的一个幻想。1973年，毛泽东告诉尼泊尔国王中国要加紧修建青藏铁路时，他一定不会想到，竟有那么多的技术难关，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他那里会知道，这条通往拉萨的铁路会在５年后第二次下马。一直到2001年重上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保护仍然是建设者们面临的三大难题。

　　困难是创新的最强大动力。地球上只有一个青藏高原，历史上不曾有另一条青藏铁路，西伯利亚铁路的经验在这里失灵，美国、加拿大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他们不行，非得我去。”这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豪情壮志。

　　积累也是创新最坚实的基础。从1955年第一批勘测人员踏上高原起，尽管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曲折坎坷，青藏铁路的科研和观测却未曾中断。

　　詹天佑的后人从来不缺少创新的智慧。主动降温、冷却地基、保护冻土，碎石护坡、移植草皮、架设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病防治、大规模制氧、数万施工者每天吸氧不少于两小时……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无一人因高原病而死亡；迄今为止，从冻土、植被、湿地到自然景观、江河水质，高原生态环境未受明显影响；俄美等国冻土学家齐声称赞，青藏铁路的技术方案是明智和正确的。1956公里青藏线，不只是７.５万公里中国铁路网的复制和延伸。它在驶向海拔新高度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铁路科学技术史的新纪录。

　　从北京开往拉萨的列车汽笛悠扬。如果李白老人家也在车上的话，倾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声响，他一定会感动得吟诵出更加惊骇世人的千古绝唱！

2006年7月4日 星期二  多云

                       胡锦涛一心想的是人民

　    胡锦涛是从“以人为本”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他曾经说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执政时都有自己的政治资本。而新一代，上台后靠什么呢？只能靠“为民”。上台依始，他就提出了著名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外电戏称为“新三民主义”。最近他又提出了4句话，更加令人耳目一新：“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见新华网2006年6月30日)这4句话既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又抒发党中央爱民重民的浓厚感情，提出了在新时期为民帮民的明确目标和要求。
 
　　“访民情”是党的光荣传统。但强调“认认真真”，就值得人们深思。人们都清楚，认真的反义词是马虎。伟人曾讲过，世界上怕只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同样“访民情”，走马观花式蜻蜓点水式与“下马看花”、“下马栽花”乃至盘根究底式结果就不同。强调“认认真真访民情”，就是要了解到真正的而不是主观臆测的民情。只有真实的民情，才能使决策正确，解决问题有方向，有对头的方法步骤。而虚假的民情只会使人们“眼蒙耳聋”。而在“眼蒙耳聋”之下作出的决策恐怕多是“乱决策”“乱举动”。 

　　“听民意”，贵在诚诚恳恳。民意并不等于官意。不少时候，一个地方的民意与当地官员的想法、思路会不那么吻合，一些老百姓甚至对官员的某些做法还有批评之声。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听到民意，就需要放下官架子诚诚恳恳地听。为人诚恳，老百姓是感觉到的。一个诚恳的官员，也是一个关心群众痛痒的人，是一个“大肚能容”可容得下批评自己声音的人。为官诚恳，其得益其收获是可想而知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得到了真正的朋友，听到了真理。 

　　“帮民富”重在实实在在。帮民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富，社会才能稳定。这些道理人们已耳熟能详。因此，28年来，各地党政出台的重大文件，都少不了帮民富促民富这么一条政策措施。但是，在帮民富中，却历来有讲真抓实干与形式主义两种思路。诚然，真抓实干的帮民富，就需要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帮助当地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的难忧，引导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大道；而形式主义的“帮民富”，只能是一场“作秀”。其中，近年，媒体曝光的某地不顾实际采用贷款建设“拔高式”的所谓“新农村”，搞所谓“科技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作秀。这种形式主义的作秀，是作给上级看的，根子在官员歪曲政绩观使然。因此，帮民富关键是除掉形式主义，除掉片面政绩观，树立科学发展观。
 
　　“保民安”需要兢兢业业。谓之民安，就是人民群众的平安幸福。保民安，就需要在自然灾害袭击时，官员们能挺身而出，以榜样的力量、以顽强的斗志、以艰苦奋斗的精神组织广大群众排除万难，确保安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官员的辛勤努力，运用法律政策的威力和艰辛的思想工作去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因此，保民安不仅是一句响量的口号，更是辛勤汗水的凝聚，甚至是无私奉献。其中，近年涌现的任长霞等就是为人民利益兢兢业业而奋斗的英雄人物。 

　　总书记在庆祝党85岁生日之际论“民”，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脉相承的。在推进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总书记“访民情，听民意，帮民富，保民安”之言使人们添上一份耐人思索的“民思”。

2006年7月2日 星期一  多云转雷阵雨

                 白津夫谈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

        白津夫，男，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副主编、兼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参加并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省部课题以及地方和企业委托课题共40余项，发表各类研究成果300多篇(部)。目前，主要从事企业战略与竞争力研究，发表《大企业定位国际竞争力》等论著几十篇(本)。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针对有关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贫富悬殊愈发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他发表看法：“现在看，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对社会稳定产生现实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至深。可以说，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破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重要锁匙。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

　　他说：“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 

　　基尼指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他分析说，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出自于此）、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 

 　　“现在的事实是，我国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已经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影响。”白津夫向记者分析说，而贫富悬殊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不平衡的财富分配结构严重弱化了社会总消费能力，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社会收入过分集在高收入阶层的结果是，钱多的不去买，钱少的没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