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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6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2006年7月16日)
胡锦涛同志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GDP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大力开发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产业，需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与高新科技，需要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双赢，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平台；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至于说到人与自然和谐，那本来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July 15 参加广中医院建院10周年活动(2006年7月15日) 2006年7月15日 星期六 阵雨 July 14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涵义(2006年7月14日)
2006年7月14日 星期五 阵云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涵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究竟内涵是什么呢？他接着说：“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致力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形态。就中国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开放有序的贸易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人类社会经历‘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和谐自然’3个基本阶段。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人类敬畏自然，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迫使人们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工业文明时期，贪婪资本与强大科技的结合，使人类将自然界变成服从于人类物欲的对象。人类生活获得极大改善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危机。环境友好理念抛弃了古人‘敬畏自然’中的神秘性，吸取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吸取了改造自然的积极因素。 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倡经济和环境双赢，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最小化，将这种负荷和影响控制在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良性循环。有人说，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就已包括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实则正相反。在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资源节约是环境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观念方面，资源节约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资源使用率，如节水、节地、节能等等，但不能涵盖环境友好所包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要素，也达不到环境友好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伦理层次。在经济方面，资源节约可以提供‘节流’措施，而环境友好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统筹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在政治方面，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多地强调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措施降低环境成本，解决更为广泛的国计民生问题。在文化方面，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为关注生产和消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强调生活质量、生活内涵、生活意义的幸福指数，有很强的道德文化传承价值。” July 12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概念的由来(2006年7月13日)
2006年7月13日 星期四 多云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友好，他说：“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不断深化逐步形成的。环境危机首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于西方发达国家局部爆发，此时，经济增长等于一切，‘先污染后治理’是这一时期环境治理的主要特征。当生态环境危机全面爆发并严重影响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时，环境治理思路才开始向‘源头和过程控制’转变，即从末端治理变为源头预防，清洁生产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环境无害化技术’，被通称为‘环境友好技术’，主要是指预防污染与清洁能源的工艺、技术、产品。1992年在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概念。90年代中后期，‘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环境友好企业’等概念相继出现。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迫使人类必须彻底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转型。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节点，是‘世界问题复合体’。环境与人口、资源彼此作用，共存于一个复合生态循环中，环境问题是一个人口与资源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又主要通过生产、消费和分配环节进行联系，因此环境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而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到全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的变化，解决不好就会使社会人文与社会道德伦理受到威胁，因此环境问题就又反映为一个文化问题。环境问题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整个社会实践，强调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全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为占有更多环境资源，各国在方方面面进行着激烈博弈，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就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就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就必须革新传统技术体系，将这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就必须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革命。这场综合环境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理念。2004年日本发表了《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从此诞生。” July 11 张兆安谈上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六大思考(2006年7月12日)
张兆安谈上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六大思考 张兆安，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在经济研究方面，前期主要研究农村经济、企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随着工作岗位的调动，后期又深入到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等宏观和微观经济研究领域。同时，也开始涉及一系列重大的政府决策咨询工作。这些经济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工作及成果，在学术界以及相关领域产生了—定的杜会影响和社会声誉。他对上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六大思考：  1、需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领导建设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所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就上海来说，当然完全有能力和可能在全国率先一步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郊区新农村建设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跨越城乡鸿沟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是万万不能轻视的。基于如此的认识，新郊区新农村建设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漫无章法，而是应该先行制定中长期的统筹规划，然后予以分步实施。 2、需要辩证认识城乡差异的内涵。古今中外，城乡差异无处不在，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努力，有的方面消除了，有的方面却依然存在。为什么呢？这就需要辩证地去认识城乡差异的内涵。例如，农业与工业及服务业的差异是产业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而农村的生态和自然风貌当然也应该同城市有所差异，凡此种种，既不可能消除也不应该消除。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机械地理解消除城乡差异，就有可能把农村搞成“城不城、乡不乡”，似乎也要吃“夹生饭”了。那么，缩小或消除城乡差异的关键点在哪里呢？那就是城乡在收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差距。如果站在这个高度去认识，新郊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方向和建设重点自然就会明晰起来。 3、需要遵循农业、农村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往往都是对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动比较强烈，实践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这无疑为建设新郊区新农村及破解“三农”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套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思维去指导新郊区新农村建设，更不能机械地照搬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看来，还是应该在充分遵循农业、农村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独辟蹊径，更要使农村内生力量和外部推动力量的劲往一处使。同时，也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惟有如此，新郊区新农村建设才能真正地有效、有序地建设起来。 4、需要强调系统集成的理念。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就是说，新郊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推动，也就是系统推进。以往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单兵孤战的系统推进仅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系统集成，进而产生整体效应。为此，也就需要形成组织体系、明晰操作主体、强调综合协调、落实统筹规划。 5、需要明晰建设任务的基本取向。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多予”的核心在于：多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倾斜、多为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多为农民收入增长打开门路、多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少取”的核心在于：执行最严格的土地制度，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放活”的核心在于：深化农村改革，理顺体制机制，释放农村活力，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6、需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路径。对上海来说，关键是落实方针的抓手在哪里？其一，工业反哺农业的直接体现之一，就是所谓的“工业下乡”。昔日的乡镇企业曾经起到过这个作用，而当今郊区的各级开发区都可以成为农民非农就业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载体，尽管实现这个目标还有种种困难，但毕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其二，城市支持农村的直接体现之一，就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及推进城市资源向农村的流动和配置。要通过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生活水平的有效对接，脚踏实地、有的放矢地去缩小或消除城乡在收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差距。 July 10 人们不要再为“地沟油”发愁了( 2006年7月11日)
2006年7月11日 星期二 多云 July 09 我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带头人刘志军(2006年7月10日)
我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带头人刘志军  ７月１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经过多年论证的京沪高速铁路将于年内开工建设；首次在既有提速干线开行时速200公里动车组的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将在下半年进行；全年铁路建设计划投资将达到前所未有的1600亿元……从19岁起就在铁路上工作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自己人生的第53个年头迎来中国铁路建设的“黄金年”。 严谨务实 志存高远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急需铁路运输管理和工程技术的专门人才。铁道部团委决定从铁路系统中选拔出一批有志献身于中国铁路事业的年轻干部，在西南交通大学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为期两年。刘志军便是其中一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这一届培训班里的学生大都已经成家，年近而立。他们深知这次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努力、刻苦就成了形容他们最恰当的词语，刘志军便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他以端正的学习态度、严谨的求学作风和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赢得了老师们的好评。据教过刘志军的杜文教授回忆，当时刘志军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孜孜不倦。例如在做课程设计铺画列车运行图时，尽管过去做过，已经司空见惯，可是刘志军还是认真、细致地完成。一旦遇到困难，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和老师、同学讨论，直至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他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刘志军还会经常提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也为他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大胆地作出决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大胆提出列车提速设想 从西南交大毕业后，有两个机会可以选择。一是直接去铁路分局机关，在那里，待遇好、工作轻松、上班时间短、不用穿工作服，这是当时很多大学生所梦寐以求的去向；二是到基层铁路去当技术工人，在那里，不仅工作条件差、工作量大，而且待遇还不好，还要做一些繁重的体力活，一般大学生都不愿意去。然而，刘志军却毅然选择了后者。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刘志军都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尤其是在他担任沈阳铁路局局长期间，他对国外铁路运输情况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铁路运输的实际情况，既科学又大胆地提出了列车提速的设想。 在担任铁道部主管铁路运输的副部长后，刘志军以更加过人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铁路运输事业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７点左右就开始上班，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度台了解生产实际情况。多少年来，一如既往。 带着感情为农民服务 2004年春运期间，广东的民工流量大，运力紧张，且炒票现象屡禁不止。“群众能不能买到票？票价是不是正常？”刘志军将视线投向了广东。 １月３日晚８点多，刘志军来到深圳火车站售票大厅了解情况。他询问了几十位乘客，当发现有十几位旅客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高价票时，刘志军立即叮嘱广深铁路公安处处长：“马上查清票是从哪里流出的，严肃查处！” “我们一定把票贩子抓到，在你们上车前把多收的钱还给你们。”刘志军当场向买了“黄牛票”的农民工承诺，一席话引来一片掌声。 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民的艰辛，他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不容易呀！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不力，使他们的血汗钱被票贩子盘剥！” 迎来铁路发展新阶段 2003年上任铁道部部长不久，刘志军就提出了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向：不能继续在原有基础上慢慢前进，而应该同其他行业一样，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刘志军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建京沪、京广、京哈、沈大、陇海等铁路客运专线，列车时速将达到200公里至300公里；建设京津、沪宁、沪杭、宁杭、广深、广珠等大城市群的城际轨道交通系统，列车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继续推进既有线提速，在１.３万公里提速干线实现客车时速200公里。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大区域之间大能力货运通道网络将初步形成。 从2006年开始，中国铁路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５年后，我国发达的铁路网将初具规模。 对于青藏铁路的开通，刘志军感慨的是喜事终于变成了现实，面对“十一五”规划，刘志军作为铁道部部长，将在自己的岗位上迎接更多挑战，付出更多努力，期待着更多的喜事变成现实。 July 08 上海许多废弃厂房派上大用场(2006年7月9日)
上海许多废弃厂房派上大用场 目前，上海市在内环线以内还有一大批废弃的工业厂房，它占据着中心城区的河岸景观和黄金地段。这些老工厂的历史比老洋房历史还要悠久，现在人们开始对它进行充分的改造和利用，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泰康路上的“田子坊”，1998年12月28日，一路发文化发展公司首先进驻泰康路揭开了泰康路上海艺术街的序幕，不久又有画家陈逸飞、尔冬强、王劼音、王家俊等艺术家和一些工艺品商店先后入驻泰康路，使原来默默无闻的小街渐渐吹起了艺术之风。尔冬强工作室每月一次的歌剧演唱会高朋满座。座落在泰康路220弄的乐天陶社艺展吸引国际陶艺家前来参展。 莫干山路50号的“M50”，入驻的有近百家工作室、画廊、公司等等。 建国西路的“８号桥”，位于建国西路8号，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12000多平方米，于2004年12月27日正式落成。其中80%为办公楼用于出租，20%为餐饮、咖啡吧等配套服务设施。经过改造，原先那些厚重的砖墙、林立的管道、班驳的地面被保留了下来，使得整个空间充满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沧桑韵味。 8号桥之所以命名为“桥”是有特别意义；形象上，每一座办公楼都有天桥相连；内涵上，它是连接国内外各创意咨询专业服务团队的沟通之桥。在市经委和卢湾区人民政府支持下，8号桥由上海华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尚生活中心有限公司共同精心打造，并期望可以为上海中心城区实现从传统工业向现在服务业的跨越提供参考。创意人士总是需要充足的公共空间，因此8号桥在设计中对于公共空间给与了特别的关注，为这个创意的社区创造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落成至今，8号桥已如磁铁般吸引了众多创意类、艺术类及时尚类的企业入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领域，聚集在一起可以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苏州河边上的“创意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一幢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四行仓库里，外表沧桑，历史厚重，但推开同样厚重的黑色大铁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艺术空间：灰色的水泥圆柱整齐矗立，白色的天花板向前延伸，黑色的楼梯，纵横的钢索，错落的空间结构，简洁明快的线条……这座有80多年历史的仓库，迎来了它的新生----创意仓库。 July 07 庞中英谈“发展危机”(2006年7月8日)
庞中英谈“发展危机”  庞中英，北京大学博士(国际政治学专业)，现任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兼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2004年出版的著作有：专著《中国与亚洲：观察、研究和评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译著《外交理论与实践》(英国贝里奇教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政治、地区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理论与实践。 他认为：“当前的中国存在着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除了环境变迁，其他问题，人所共知，都不轻松。在某种意义上，用‘危机四伏’来形容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为过。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说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阶段。” 他说：“‘发展危机’指的是伴随着发展而来的危机。发展产生问题，甚至是严重的危机，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和规律，任何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和社会，几乎都要经历发展危机阶段。成功国家是避免和化解了发展危机的国家，而失败国家则是发展危机的结果。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上，都先后经历过‘发展危机’阶段。比如韩国以及许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危机是它们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早一点的不说，最近的‘发展危机’事件包括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发展危机’伴随着发展的全过程。在发展的初、中和高3个阶段，‘发展危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中东国家（如土耳其）、东亚国家（如韩国），它们的‘发展危机’属于发展高阶段的危机。而有的国家，如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危机’则是发展中阶段的危机。一些黑非洲国家的危机则属于发展初阶段的‘发展危机’。中国目前的危机则是介于初、中阶段的‘发展危机’。中国目前的问题，有旧体制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过去我们简单地以为，只要发展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浅薄的认识。发展并不仅产生‘经济奇迹’，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副作用’。发展具有光明的一面，但也有黑暗的一面，是一把‘双刃剑’。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会产生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发展正是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发展是问题的原因。 发展危机是发展的‘瓶颈’。若无法‘突破’这个障碍，即发展危机阶段若不能顺利越过，则可能使现代化、改革和社会进步进程夭折，使一个社会长期陷入动荡中。这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有着丰富的教训。 在讨论中国的发展危机时，自然想到这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而且中国还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中国模式’;一些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崛起’，离一个世界大国的目标还差很远。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中国已经获得的巨大发展表明中国正在崛起；但是，发展带来了危机，而且中国还没有突破‘发展危机’阶段，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中国离完成崛起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时期。 对我们来说，当前，首要的问题是确认中国正处在‘发展危机’阶段这个事实和趋势。其次，要从‘发展危机’的角度思考和应对国家和社会面对的艰巨挑战。第三，要和衷共济地集体应付‘发展危机’，找到终止危机、把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推向新阶段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们已经提出‘以人为本’、‘政治文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等正确主张，并正在采取积极措施解决或者缓解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面对挑战，深化改革。这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探索发展的新道路，从而有效地根本应对严峻的挑战，突破发展的‘瓶颈’。但是，为了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培育公民的危机意识，人们应该从‘发展危机’的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 July 06 办好大学靠“大师”，而不是靠“大奖”(2006年7月7日)
2006年7月7日 星期五 阵雨 办好大学靠“大师”，而不是靠“大奖” 长期以来由北大、清华平分内地高分考生秋色的局面被打破了。香港院校进驻内地招生目标直指高分考生，通过高额奖学金等来网罗考生。他们直言不讳地表示，只要是各省区市的“状元”，他们就给予全额奖学金。“争取状元，目的就是为了给学校做个定位，而且要与北大、清华分一杯羹。”（据7月3日《北京娱乐信报》）
香港招生人员使的是“高额奖学金”一招，就把北大、清华打翻在地，可见北大、清华长期以来靠着对高分考生的垄断地位，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他们的名牌地位就摇摇欲坠了。过去，上北大、清华，几乎是每个考生和家长们的最高理想，北大、清华因此也年年在考生中成为第一块金牌。其结果，众多优秀学生竞争北大、清华这两座独木桥，北大、清华在年年录取各省高考状元时，许多未能如愿的优秀学生常常也失去了被其他重点院校录取的机会，致使其他院校的强势专业录取不到优秀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大量人才资源，很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合理配置和公平发展。优秀生源惯坏了这两所学校，近几年来，关于这两所学校培养质量下降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垄断就没有公平，垄断会使学校不思进取，解决的办法只有打破垄断。在内地学校无法打破垄断的局面下，引进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特别是招收各省的状元，必将打破北大、清华的垄断地位。这样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增强北大、清华的危机感，有利于给高考状元提供更好的选择。对考生、对北大清华、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也不要因此就认为香港的教学质量就高得不得了。去年有位考入香港大学的学生家长坦率地说：“由于去年小儿考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常有朋友同事来问，而我实在难以回答。实际上，我觉得，目前的香港热已被媒体炒得超过了40度高温。我总是对朋友们说，如果能考进北京、上海的名校，就不一定要选择香港的大学。由于香港的大学学费过于昂贵，从性价比看，如果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尚值得一掷千金的话，那么一般大学就更要三思而后行了。香港各大学的宣传要点无非为三：1）能留港工作，2）以英语授课，3）有国际交流的机会。然而，香港是个弹丸之地，一下涌去这么多的大陆生，4年之后的就业谁能保证？以英语授课不假，但许多教师本身就是大陆人或是香港人，其英语未必纯正，一些课还是用中文授课的。香港3个最好的大学，的确有不少国际交流的机会，但要去欧美名校，竞争仍非常激烈，而香港一般的大学，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吧。至于被炒得最热的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颁发最多，而同时它的学费也是最贵的；至于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能获得全额奖学金者并不多。” 现在关键是，不管是北大、清华，还是内地的许许多多大学，首先要有自己的明确办学定位，什么是一流学校，为国家培养出有用的合格人才是最一流的学校。表面上看，吸引人才的是高额奖学金，但真正办好大学的是“大师”而不是“大奖”。如果，北大、清华真正是有水平，应该不要怕这种竞争。香港如果仅靠“大奖”，而无“大师”，他们的高质量人才也是出不来的。 July 05 集省长、妻子、母亲、女儿于一身的宋秀岩(2006年7月6日)
2006年7月6日 星期四 多云
世界上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2006年7月5日)
2006年7月5日 星期三 雷阵雨转大雨 上世纪，美国火车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曾经断言：“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上世纪90年代，瑞士的一位权威铁路工程师来西藏考察地形时，也错误地说，在西藏修铁路“根本不可能”。因为，它有着40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高度，稀薄的空气，冬天晚上可达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550公里夏天融沉、冬天冻胀的冻土区，折磨得人头痛欲裂甚至失去生命的高原反应…… 保罗 • 泰鲁错了，瑞士铁路权威也错了。踏过550公里长的冻土带，穿过1966座涵洞和160公里桥梁，翻过比欧洲最高峰还要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向拉萨呼啸而去。汽笛悠扬，对于幽静的高原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声响！ 这是国力兴盛的声响，这是文明交汇的声响，这是科技自强的声响，这是华夏巨龙翻腾的声响！ 洋人们都错了，世界上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情。 困难是创新的最强大动力。地球上只有一个青藏高原，历史上不曾有另一条青藏铁路，西伯利亚铁路的经验在这里失灵，美国、加拿大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他们不行，非得我去。”这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豪情壮志。 积累也是创新最坚实的基础。从1955年第一批勘测人员踏上高原起，尽管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曲折坎坷，青藏铁路的科研和观测却未曾中断。 詹天佑的后人从来不缺少创新的智慧。主动降温、冷却地基、保护冻土，碎石护坡、移植草皮、架设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病防治、大规模制氧、数万施工者每天吸氧不少于两小时……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无一人因高原病而死亡；迄今为止，从冻土、植被、湿地到自然景观、江河水质，高原生态环境未受明显影响；俄美等国冻土学家齐声称赞，青藏铁路的技术方案是明智和正确的。1956公里青藏线，不只是７.５万公里中国铁路网的复制和延伸。它在驶向海拔新高度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铁路科学技术史的新纪录。 从北京开往拉萨的列车汽笛悠扬。如果李白老人家也在车上的话，倾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声响，他一定会感动得吟诵出更加惊骇世人的千古绝唱！ July 03 胡锦涛一心想的是人民(2006年7月4日)
2006年7月4日 星期二 多云
《环球时报》：台湾的四大公主(2006年7月3日)
《环球时报》：台湾的四大公主 在台湾，政要子女非常受关注，其中“四大公主”，即陈水扁女儿陈幸妤、连战女儿连咏心、李登辉的孙女李坤仪和马英九的女儿马唯中，她们的一举一动更是受到媒体和民众的追捧。
July 02 白津夫谈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2006年7月2日)
白津夫谈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
他说：“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0.343、1999年0.397，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
基尼指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尽管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他分析说，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出自于此）、区域之间（东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倾斜式发展战略实施而被进一步扩大）、行业之间（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
“现在的事实是，我国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已经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影响。”白津夫向记者分析说，而贫富悬殊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不平衡的财富分配结构严重弱化了社会总消费能力，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社会收入过分集在高收入阶层的结果是，钱多的不去买，钱少的没钱买。”
July 01 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2006年7月1日)
2006年7月1日 星期六 多云 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纪念，全国人民都以最激动的心情来庆祝这个节日。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风风雨雨的85周年，它主要依靠什么呢？主要依靠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依据发展变化的实际，明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目标和任务，不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指明前进方向。 20世纪上半叶，面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他们紧紧把握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举起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面对世界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面对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及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紧紧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今，我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指挥下，朝着建设全面小康的伟大目标前进。 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
张伊宁谈研究战争胜负的规律需要科学思维(2006年6月30日)
施行，1930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1934年漂洋过海到马来亚。1947年回国。曾就读于福州三一教会中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1军青干大队。195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1991年在上外离休。21世纪起加入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为会员，并被选为该会副理事长兼上海联络处主任。从此开始了自己晚年业余的文学创作生涯。写出了一些散文、诗歌和文论，先后发表在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厦门日报》、《中华文化画报》、《温州晚报》、《金华晚报》和《作家文摘》等海内外报刊上。此外，还拍摄了大量摄影艺术作品，先后入围上海世博网和上海东方网。
2006年6月30日 星期五 阵雨 他说：“战争活动的复杂性、不可逆性，决定了指导战争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特别需要科学思维，从最不容易看清规律的战争中找出规律。 过去曾有人依据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认为“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是革命战争规律。这种说法，既不完全符合历史经验也不科学，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不少人认为，优胜劣败、强胜弱败才是战争的普遍规律。这种说法，具有常识性道理，但仔细审视，其对战争规律的表述也不够科学，把战争制胜机理简单化。 首先，“强胜弱败”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是生物界的自然规律，把它简单套用为社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反对的。当西方有人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为殖民主义以至法西斯的行径张目时，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明确反对。经典作家认为，低级物质运动形式的规律不可能完全反映高级物质运动形式，不能简单照搬。这有点类似计算机中的高配置系统可以兼容低配置系统，而低配置系统不能兼容高配置系统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等同于动物，流于荒谬。 其次，这个规律好像不够客观，中国革命战争22年，蒋介石的军队强了20年没有胜，毛泽东的军队强了不到两年就胜了，这里仅仅是强和弱的事吗？美国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失败好像也不是因为弱而败。 其三，科学规律，必须逻辑周延，不能出现证伪。如果有一只黑天鹅，那么“天鹅是白的”这一全称判断就不成立。战争史上，固然有大量强胜弱败的战例，但也有许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毛泽东当年在《论持久战》中曾一口气举了10个战例，详述弱小之军可以打胜仗。“强胜弱败是战争规律”的全称判断不成立，经不起逻辑检验。 其四，说“强胜弱败是普遍规律，以弱胜强是特殊规律”，这里的普遍和特殊说的是“多数”和“少数”的涵义，使用的不是科学语言。所谓战争的普遍规律，是贯穿一切战争现象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多数情况下的规律，称为某论阈普遍规律的在阈内不应有例外。 其五，如果说“强胜弱败是战争普遍规律”成立，在实践中岂不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干的是一件反规律的事情？有人说，并不矛盾，恰恰是立足以弱对强的实际，遵循强胜弱败的规律，实现了以强胜弱的结局，是对强胜弱败规律的实际运用。这就是说，正确运用规律也可以做反规律的事。用现代科学的话说，反规律也是规律。那么，战争制胜的反规律又是什么呢？ 以上疑点表明，“强胜弱败是战争普遍规律”的说法有点简单化，用它去说明战争复杂的制胜机制和制胜机理，令人怀疑。事实上，目前我们在此问题上已经遭遇歧解和困惑。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个命题。”
庆祝建党85周年与红军长征70周年(2006年6月29日)
施行，1930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1934年漂洋过海到马来亚。1947年回国。曾就读于福州三一教会中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1军青干大队。195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1991年在上外离休。21世纪起加入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为会员，并被选为该会副理事长兼上海联络处主任。从此开始了自己晚年业余的文学创作生涯。写出了一些散文、诗歌和文论，先后发表在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厦门日报》、《中华文化画报》、《温州晚报》、《金华晚报》和《作家文摘》等海内外报刊上。此外，还拍摄了大量摄影艺术作品，先后入围上海世博网和上海东方网。
2006年6月29日 星期四 阵雨 我要用世上最美好的语言
June 27 张保庆谈中国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2006年6月28日)
施行，1930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1934年漂洋过海到马来亚。1947年回国。曾就读于福州三一教会中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1军青干大队。195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1991年在上外离休。21世纪起加入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为会员，并被选为该会副理事长兼上海联络处主任。从此开始了自己晚年业余的文学创作生涯。写出了一些散文、诗歌和文论，先后发表在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厦门日报》、《中华文化画报》、《温州晚报》、《金华晚报》和《作家文摘》等海内外报刊上。此外，还拍摄了大量摄影艺术作品，先后入围上海世博网和上海东方网。
2006年6月28日 星期三 雷阵雨
张保庆谈中国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
June 26 比雷锋更加雷锋的王庆平(2006年6月27日)
施行，1930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1934年漂洋过海到马来亚。1947年回国。曾就读于福州三一教会中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1军青干大队。195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工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1991年在上外离休。21世纪起加入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为会员，并被选为该会副理事长兼上海联络处主任。从此开始了自己晚年业余的文学创作生涯。写出了一些散文、诗歌和文论，先后发表在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厦门日报》、《中华文化画报》、《温州晚报》、《金华晚报》和《作家文摘》等海内外报刊上。此外，还拍摄了大量摄影艺术作品，先后入围上海世博网和上海东方网。 2006年6月27日 星期二 阵雨
比雷锋更加雷锋的王庆平
王庆平，一个普通的军人，当他死去一年多以后，人们忽然发现，在当今社会道德十分缺失的时候，他居然像一盏耀眼的明灯照亮着人们前进的道路。为什么说，他的精神比雷锋更加雷锋呢？在今天市场经济时代，处处讲的是钱，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谁还肯牺牲自己去挽救别人。这是时代的悲哀。在这样普遍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大众利益的时代，居然有这样伟大的榜样，这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真是如同干旱逢雨露，令人欣喜若狂。 一位普通的青年军人，一个并不罕见的救人行为，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怀念愈加强烈？是什么力量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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