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1日 星期五 雷阵雨

                      什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三驾马车”

中央改革的策略和方式正在进行积极调整。改到深处是“配套”。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整个改革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综合配套改革。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相继启动，一直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自2005年以来则启动了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综合改革。以这三大区域极点向改革“深水区”突进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三驾马车”格局逐渐形成。

　　三地改革试验无论重点、角度如何不同，一个共同点是，都在积极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迄今为止，沪津深三地的综合改革尚处在设计方案、建立工作机制的阶段（即使已经启动的试点也只是初步的推进），但可以预期，随着三地综合改革全面破题，必然会对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产生“倒逼”效应，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方面改变原有行政格局，其重点就是消除现行的制度性障碍。

　　某种意义上，“三驾马车”运行的方向、速度，正暗合或象征着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三地正在积聚改革力量、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这件事本身，亦足以证明了中央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所表示的坚决“推进改革”的决心。对于其他城市来说，三地率先启动综合改革试验的启示在于，新一轮政府改革已经时不我待。而且与过去有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以往的改革基本都是国家出政策，地方试点，而现在是地方出方案，中央作宏观指导。所以各地在启动新一轮政府改革时要先行先试，早出成果，抢占改革创新的先机。 

        例如，制度创新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浦东新区率先对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实行9条新措施，以解决跨国公司在境内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资金跨境运作等多方面的新问题。“新九条”也被媒体称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第一炮。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落脚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浦东率先试行了财政绩效预算改革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此外，将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建立覆盖全区的六大功能区域，探索“职能互补、条块整合”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浦东力推城乡一体、联动发展的大胆探索。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目标，集中于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围绕自主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在浦东张江挂牌设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国家科技部在浦东进行科技综合改革试点，并将张江作为“国家火炬创新园区”。浦东新区将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庭，通过行政手段调解知识产权纠纷。 

2006年7月20日 星期四  多云

                      “波罗的海明珠”在圣彼得堡苒苒升起



    “波罗的海明珠”总投资高达13.46亿美元，建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红村区芬兰湾畔。外型象征着幸运的四叶草。圣彼得堡市长马特维延科曾意味深长地表示：“‘波罗的海明珠’项目会让本市百姓早日过上欧洲人的现代生活，也将是中国投资者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名片’”。 在奠基典礼上他又说：“我们今天不仅是为这个项目奠基，也是为我市的未来奠基。这个项目将为3.5万俄罗斯人提供一流住房，创造大量就业，将大大促进我市经济的发展。另外，圣彼得堡市政府还为这个项目先后下发了8个政府文件，给予了中企大力支持。”

        这个项目的规模着实令俄罗斯人刮目相看。圣彼得堡市是俄罗斯的经济、文化重镇。“波罗的海明珠”是一个集住宅、宾馆、商业、贸易、办公、餐饮、文化、教育、娱乐、休闲和医疗等于一体的大型多功能综合社区，总占地面积约208公顷，总建筑使用面积达143万平方米，总居住人口将达到3.5万人的规模。

        面对这颗即将升起的“明珠”，圣彼得堡驻上海代表处一位负责人乐观表示，“中国尽管已是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但主要依靠中小企业和‘倒爷’从事民间贸易，大型企业和项目却在俄罗斯扎不下根。”而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不过，对于这个项目，圣彼得堡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我们担心中国投资者能否完成投资。”一位圣彼得堡本地商人表示，他还担心，项目建成后，会有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对圣彼得堡造成不良影响”。 

　　5巨头联合出手 

　　波罗的海明珠成功的机率是非常高的。该项目，起于2003年7月，当时一提出这个项目设想，立即得到圣彼得堡市政府的积极回应。
　　不过，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开拓如此庞大的海外地产项目，单打独斗决非易事。作为该项目发起者的上实集团，1981年7月在香港注册，经过20多年的发展，集团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总资产由成立之初的2亿港元，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亿港元，并成为上海在海外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而百联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企业；锦江国际集团以酒店、餐饮服务、旅游客运业为核心产业；上海绿地集团则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多方的联手，标志着上海本地的房地产、零售和旅游几大行业巨头，发挥行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协同性，一起走出国门。 
   
        中国人投资的“外国城”
 
　　2006年3月22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在2010年使中俄贸易额增长到600亿美元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波罗的海明珠项目也正式得到了5亿美元贷款。 

　　在该项目中，我们改变了以往“中国人建设，中国人使用”的单纯投资思维，建设思路以俄罗斯人的审美观和生活方式为主导。这座“中国城”，事实上，应当说是中国人投资建设的外国城。圣彼得堡是个非常传统的、文明的、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但它在国际化和现代化功能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珠项目在这方面将会是重要的补充。”
在项目规划设计上，凝聚了"世界的智慧"来进行建造这个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精益求精。2004年5月，邀请了美国、俄罗斯、比利时、瑞典、英国等10多家国际顶尖规划设计机构进行战略定位和总体规划研究，2005年7月又启动国际方案征集和国际招标程序，筛选出由7家世界知名设计师事务所组成的5个设计团队参与方案征集。最后，确定了5个方案。然后集中这5个方案的精华，将"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建造成真正的波罗的海明珠。
中国人开启集成商的创新理念

　　“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开启了中国企业联合起来大规模投资俄罗斯的大门。投资方在推进“波罗的海明珠”项目过程中体现了集成商的创新理念。

        所谓集成商，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投资，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作为一个团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整合出最强的实力在国门外发挥出最好的投资效果。

       单以规划而言，“波罗的海明珠”就整合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7家规划公司设计的5个规划方案，最终形成了最适合当地情况的建设规划。我们有最优秀的建筑公司、装修公司、物业公司等等，这就好比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集成商的思路，简单而言，就是多种经营方式集成起来。这样的经营模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中国企业很难“走出去”，或者“走出去”之后被迫“退回来”的不足---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将使整个对外投资项目的功能日趋完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这也可能是中国企业国际投资的根本出路。

        从这点意义上而言，“波罗的海明珠”项目无疑是一次全新而成功的尝试，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投资积累宝贵的经验。

2006年7月19日 星期三 多云

　　    潘岳谈奠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环境文化在世界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环境文化相结合，必形成一整套人与自然和谐、诚信友爱、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会奉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命脉不绝，精神不倒，是因为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既重视自强不息，又崇尚和谐包容，始终强调与自然合而为一，强调和平的国家关系，强调宽容自由的个人信仰，强调公正的社会，强调个人对“天下”的责任，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自由的精神高度吻合，也与生态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们必须重新构建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从比儒家思想更为广阔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去发掘适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看，完备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补充包容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规范，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们必须理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作为西方文明成果，它要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在实践上的成果，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理论上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如儒家伦理道德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儒家和谐观与安定团结；如儒家变革维新思想与与时俱进；如儒家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如儒家节用裕民与艰苦奋斗；如儒家强本抑末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等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补的结合点。

　　我们必须理顺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二者互补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新的合力。“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绝不仅仅是儒家精神的胜利，也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胜利，而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胜利。由于全球化趋势，东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在同一时空、不同层面出现了交锋与碰撞，我们应将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精神有机联系起来，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涵义。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基，我们现有的道德资源就不足以解决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弊病。道德力量强大时，可以形成潜在的规范力量，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诚信，遏制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借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

2006年7月18日 星期二 多云

               潘岳谈马克思主义关于确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方向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西方国家爆发生态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又到马克思主义观点里去全面反思生态危机的成因，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消费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种强大的征服掠夺自然的物质力量。所以，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有着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生态危机的爆发为认清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难得教材。
所以，他认为：“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生态破坏状况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但是他们却深刻地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他们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虽然体现了现代工业发展的某些共性，但根本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绿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马克思深刻分析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社会是由人生产的，自然也在按‘人化’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成为‘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因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人改造自然的状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影响；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物质关系又是基础。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互为中介，也互为制约。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然因素始终发挥着基础作用，而人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攫取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服从于人的需要’，‘劳动本身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文明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解’就是‘和谐’，两大‘和解’就是两大‘和谐’，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二个观点是阐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积极顺应只能是‘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亏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学说。马克思是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的，指的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时，总是强调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综合起来，便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人类自身生产所提供的劳动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量之间配置是否适当。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构造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了方向。”
 

2006年7月17日 星期一 多云

                      潘岳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

       潘岳，生于1961年，1986年担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中国技术监督报》副总编，一年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1992年任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促进会会长。最近，他在人民网上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他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具有独到的见解。

　　环境友好型社会有什么现实的需要呢？他说：“环境资源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们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是他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资源国内将仅剩6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已近枯竭，华北平原下出现了25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国南方的水资源严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全国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们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五到十年内，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我国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20％的儿童铅中毒，大城市里每10对夫妇就有一对因污染生不出孩子。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并一定要处理好的是水坝移民问题。2020年整个西南地区的水坝移民要达100万。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松花江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环境问题引发强大的国际压力。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我们的国际形象。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已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开发，主要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15年后将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国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维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然而，全国各省在提前超额完成“十五”GDP指标的同时，主要环境指标都没完成。如今，中国用2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年里集中显现。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必须不惜代价提前解决中国环境问题。